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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幾日，潮新聞記者參加了一場校友聚會，午餐上菜間隙，話題自然而然聚焦到了工作、理財和婚戀?！斑@樣一看，我們一桌都是給婚育率拖后腿的人啊?！编须s中一言出，場面瞬間靜默。在場14位校友面面相覷，只有兩位已婚，還是今年新婚。而剛跨過30歲門檻的記者本人，已是在座未婚人士中最年輕的。
這屆年輕人，真的對婚姻不再向往了嗎？一些數(shù)據(jù)或許可以佐證。
據(jù)民政部最近公布的數(shù)據(jù)，2022年，中國結婚登記683.3萬對，較上一年減少80.3萬對，這是民政部自1986年開始公布結婚登記數(shù)據(jù)以來的歷史新低。如同一條拋物線，自2013年達到1346.93萬對的頂峰后，中國結婚登記量連續(xù)9年下降，終于在2022年跌破700萬對。
結婚人數(shù)為何連年減少？將對社會帶來怎樣的連鎖反應？
年輕人開始反問，我為什么要結婚
第一次踏進心理咨詢室時，28歲的小葉剛剛“被分手”。此前，她有著一段讓同齡人艷羨的戀情。兩人在讀研期間相識相知，男友優(yōu)秀體貼，畢業(yè)后擁有一份投行的高薪工作。相戀3年，正當她憧憬著“從校服到婚紗”的美好未來時，幸福戛然而止。當談婚論嫁擺上臺面，男友猶豫了，留下一句“我不想耽誤你?！?br/>
此后，這句話成了小葉的“心魔”，直到持續(xù)一年的心理咨詢后，她才逐漸接受現(xiàn)實。前男友不該被一句“渣男”簡單定義，隨著兩人深入溝通，她發(fā)現(xiàn)對方確實沒有做好走入婚姻的準備。
結婚，正成為不少年輕人“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”。杭州有晴天社會心理服務中心社工柳丹，曾在杭州拱墅區(qū)婚姻登記處做過多年新婚輔導工作。她發(fā)現(xiàn)，近3年，初婚登記人數(shù)有可感知的下降，且初婚年齡在不斷增長?！扒皝韰⑴c新婚輔導的夫妻，很多年齡都超過了30歲?！?br/>
官方數(shù)據(jù)與她的觀察相符。根據(jù)《中國人口普查年鑒-2020》，2020年，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漲到了28.67歲，而2010年這一數(shù)字是24.89歲。10年間，平均初婚年齡推后了近4歲。
推遲、不想進入婚姻的年輕人們，在擔心什么？“離婚率太高、害怕失去自由、沒準備好承擔家庭責任，是來訪者提到的高頻原因。”柳丹說，隨著社會價值的多元化，個體的價值越來越得到尊重，不少年輕人認為，婚姻未必是一段親密關系的唯一結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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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結婚率背后，是傳統(tǒng)婚姻功能的減弱。經(jīng)濟上看，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有獨立工作、經(jīng)濟來源，甚至收入超過男性，女性對男性和家庭的依賴在不斷減弱；在性行為獲取上，一項2007年杜蕾斯在中國的相關調(diào)查顯示，80后初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是22.1歲，而2015年北京大學的一項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，95后初次性行為的平均年齡已降為17歲，性需求和性滿足已不再與婚姻緊密相連。
但同時，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值卻在提高。在房子、車子等物質(zhì)條件之外，年輕人們更看重精神世界的契合，有共同愛好、有一起進步的目標、互相理解互相成就，從“附加分”變成了婚姻的“必得分”。一邊是婚姻功能弱化，一邊是對婚姻的期望值提升，結婚率自然而然地下降。
“以前，到了30歲而立之年，親戚朋友會問，你為什么不結婚？而現(xiàn)在的年輕人開始反問，我為什么要結婚？”柳丹說，這幾年她觀察到一個新現(xiàn)象——婚姻問題的“議題前置”。曾經(jīng)，當兩夫妻走入婚姻才會著重考慮的家庭觀、消費觀、生育等議題，年輕人在戀愛、同居期間已經(jīng)在“模擬預演”。
伴侶咨詢?nèi)諠u在年輕人中流行。圖源：視覺中國
柳丹遞給潮新聞記者一張“新婚調(diào)查問卷”，此前，這主要用于新人領證后的公益性新婚輔導。問卷上，“婚房由對方父母出資，房子的主人是誰？”“你同意給雙方父母房子鑰匙嗎？”“對方怎樣頻次的出差加班是我可以接受的？”最后還有一道附加題“我們永遠不會為婚姻放棄自我的東西是什么？”這些問題涵蓋了日常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，甚至直指婚姻生活的邊界與底線?！耙郧?，半數(shù)夫妻拿到問卷后會說，這些我們還沒想過?！?/p>
而現(xiàn)在，思考提前了。在社工身份外，柳丹還是一名心理咨詢師，近兩年，一種名為“伴侶咨詢”的項目越來越被年輕人接受。一對對情侶結伴而來，坐在一起傾吐心聲、達成共識，其中有不少是備婚者?！澳贻p人更愿意把婚后要解決的議題拿到婚前來討論，畢竟分手的成本遠低于離婚成本?！?br/>
人們對婚姻越來越謹慎了。柳丹能明顯感受到，前來領證的晚婚者對待婚姻更加理性。但深思熟慮的婚姻，并不等同于籌謀算計，它也可以理解為另一種鄭重和浪漫——我知道進入這段關系代表著讓渡一部分自我，但我仍愿意與你攜手終生?！皬倪@一點來看，年輕人對親密關系不是不向往，而是太向往了。”柳丹說。
柳丹提供的“新婚調(diào)查問卷”。
結婚率下降，有社會因素，也有人口學因素
除了新世代群體的婚戀觀念、婚姻成本收益的比較和社會變遷對結婚率帶來的影響，從更深的時間軸來看，人口學因素也對當前的結婚率下降發(fā)揮著影響。
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表示，結婚人數(shù)不斷走低的背后，有1990年以后年出生人口數(shù)量總體上逐步減少的隊列推移的原因。“在1982-1991年間，我國經(jīng)歷了新中國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，而1990年出生人口數(shù)基本達到高峰，約在2500-2600萬，隨后的十年來逐步下降，到1999年，年出生人口數(shù)在1200萬左右，當這批人口進入適婚年齡時，也就是最近若干年來，我國年結婚人口數(shù)量也逐年下降。”
人口波動帶來的連鎖反應會繼續(xù)發(fā)酵?！敖Y婚人數(shù)下降最主要的影響，就是對中國低生育率水平的強化。”任遠告訴潮新聞記者，目前，我國非婚生生育率較低，婚姻還是生育的“必經(jīng)之路”，結婚率的下降勢必會導致生育率的下降，其中，一孩生育率下降最為直接。
6月16日，“我國一孩生育率跌至0.5”再次登上微博熱搜。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，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中國人口與發(fā)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，就曾提交了一份關于重視一孩生育支持的提案。提案顯示，我國總和生育率從2019年的1.52下降至2022年的1.07，分孩次看，一孩生育率從0.7跌至0.5。
在今年4月發(fā)表于《人口與健康》雜志的《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注重加強一孩生育支持》一文中，賀丹再次呼吁，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異和戶籍限制。文中提出，一孩生育作為保持和提升總體生育水平的“基本盤”，反而被忽視。這不僅會抑制廣大家庭的初育意愿，也將對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響，最終影響適度生育水平的實現(xiàn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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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任遠還指出，隨著結婚率的下降，單身未婚青年男女數(shù)量增多，大齡未婚男性、大齡未婚女性等“剩男”“剩女”現(xiàn)象都會更明顯。同時“未婚同居”的社會現(xiàn)象也會越來越普遍。他提到了一個人口學概念——第二次人口轉變。
任遠向潮新聞記者解釋，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，歐美國家開始了第二次人口轉變，不同于重視家庭作用和降低生育率的第一次人口轉變，第二次人口轉變表現(xiàn)出的特點包括：婚齡繼續(xù)推遲，離婚、同居、再婚等現(xiàn)象增加，單親家庭等不同的家庭類型增加，生育率繼續(xù)下降等?！爸袊梢哉f正處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初期，相當大概率也會出現(xiàn)第二次人口轉變。” 任遠說，在這樣的社會變遷下，中國的人口生育率基本在中長期內(nèi)還是會維持低生育率，結婚率也還會繼續(xù)下降。
放眼全球，中國當下面臨的婚育問題并非個例?！肮I(yè)化和現(xiàn)代化過程中出現(xiàn)的結婚率下降和離婚率上升，歐美國家和日韓等東亞國家也都曾經(jīng)經(jīng)歷過?！比芜h說，結婚率下降還一定程度上表現(xiàn)出女性的發(fā)展。但同時，社會發(fā)展也需要正視當前的“結婚難”“結婚貴”等問題，降低城市生活成本，在全社會營造婚戀新風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