編輯：你比較中意脫離政治背景的攝影作品？
羅杰?拜倫：是的。住在南非時，我因為《Platteland》而卷入了很多爭端。我不僅被逮捕，還收到死亡恐嚇。當時的我措手不及。攝影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愛好，我攝影僅僅是因為我愛攝影，我對隨之而來的媒體混亂和社會情緒沒有準備，從某些角度上來講我很天真。我很驚訝我居然引起了這么強烈的反感，這是令我猝不及防的。媒體普遍將住在南非的白人表現得稱職、堅強——希特勒想向世界展現的品質。突然間我的照片成了這個人群的寫照，或者起碼表現了它的一個方面，掀起討論也在所難免。人們并不是在討論這個人群，只是這些照片顛覆了既成的印象。我相信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啟示，不僅僅在南非，更是在南非以外的世界。在后來的作品《Outland》中，我決定創(chuàng)作與南非無關的圖像。照片中任何會讓你聯想到南非的標志或者象征物都不復存在。我希望它們傳達的信息能夠涵蓋更廣泛的世界。所以在《Dorps》和《Platteland》中，任何會讓你覺得照片是在南非拍攝的事物，在《Outland》中都被剔除了。另外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在《Dorps》和《Platteland》之后，我被熟知為一個拍攝南非的窮困白人的家伙。直到《Shadow Chamber》，人們一直以這個定義來解讀我的作品。
編輯：你覺得這個標簽很難擺脫嗎？
羅杰?拜倫： 我不這么覺得。如果你去我的網站上看我最近的作品，你會發(fā)現照片里時常連張臉都沒有。《Shadow Chamber》揉合了許多概念，2001和2002年拍的作品是人像，與我之前在《Platteland》和《Outland》中拍的人的關聯或許有，或許無。《Shadow Chamber》的后半中人物逐漸消失，更抽象的含義取而代之——你無法通過對窮苦白人的境況的了解來解讀它們，這樣的解讀是不相稱的。我覺得我能夠突破那個標簽，因為我的作品經歷了實質上的變化。我肯定當下一本書出版——希望是明年的什么時候——它不會與那標簽有任何關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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